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近日，人民網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副主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震中，就殷商文化探源、科技考古以及考古科普工作等內容進行交流與探討。

主持人：探源和考古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傳承發展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

王震中：考古工作對于文明探源起至關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商丘地區對于殷商文明的探源更加重要。

夏商周三代是中華文化傳承中很重要的大歷史時段，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都是當時華夏民族的組成部分。從民族共同體的角度來講，從華夏民族形成的過程角度出發，研究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在夏商周時期情況，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中華文明探源整體與部分的辯證關系。

為了研究商丘地區在殷商文明起源方面起到了何種作用，甲骨學者和古史學者、考古學家都做了大量的努力。

為了搞清楚這個問題，著名的美籍華人張光直教授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了中美聯合考古，專門在商丘聯合考古發掘，當時美方代表是張光直教授，中方代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長壽先生，他們在商丘從1990年一直發掘到1999年，一共進行了10年考古發掘，發掘出春秋時期的宋城。

宋城，是春秋時期宋國的都城。春秋時期的宋是商族的后裔，當年武王推翻商朝以后，把微子啟分封到了宋。微子啟是商王室王族的一位重要賢達，所以宋是商族后裔。張光直先生和張長壽先生在商丘發掘的初衷是想挖到商代早期的遺址，以此探索商文化的起源。10年發掘的成果是挖到了春秋時期的宋城。商丘是黃河改道泛濫的黃泛區，一些商丘的遺址現在被埋藏在黃河泛濫的淤泥之下十幾米，挖掘難度非常大，而且商丘水位較高，向下發掘幾米之后就會出水，積水量大，挖掘很難繼續開展。因此，當年挖到一個宋城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商丘設置了一個考古工作站，表明對商丘的考古非常重視。我們中國殷商文化學會也在商丘成立了一個分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商丘商文化研究會，也是出于對殷商探源和殷商文明研究重視的緣故。

關于商文化、商族的起源，學術界主要分為兩大學術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族和商文化起源于河北的南部，后來向河南的北部和東部遷移，在早商時期，從河南的北部遷到了鄭州和偃師。這種觀點在學術界里面占主流，考古學把它命名為下七垣文化，也有學者直接稱之為先商文化。所謂先商就是商代之前的商的先公先王時期，商代之前的時間就相當于夏代，商代之前的商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即夏代時期的商文化。也有的學者認為不是走的河北的南部到河南的北部，可能還經過了山西的南部地區。但大方向這些觀點歸為一派。

另一種觀點認為，商族和商文化是從東部向中原發展的，比如說從山東半島，海岱地區起源，商和商之前海岱地區的族群被稱為東夷，因此，此類觀點認為商文化是來源于東夷文化。這里面又有細分，比如說今天我們看到商代早期的東西里面有一點東部的因素，東部因素被稱為岳石文化，有岳石文化的因素就認為是從東部來的；也有人認為商文化是混合型文化，因為商朝早期的東西既混合了北方來的下七垣文化，又混合了東方來的岳石文化。

當年張光直和張長壽兩位先生是相信商應該是從東邊來的，所以，就去商丘，想發現先商文化，遺憾的是當時沒有挖到早商的東西，只是挖到了春秋時期的宋城遺址，即商人的后裔宋國的都城。

現在要探討商文化的起源，從文獻角度來講，材料搜集的比較齊全，各種觀點都已擺了出來，探索的深度和廣度已經到達一個水平，難以從文獻的角度繼續推進。所以，就得靠考古挖掘來突破。

我們這次在商丘開了一個“殷商探源與豫東考古暨三代文明學術研討會”，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推動考古工作在商丘能不能挖出商代早期的東西，以及能不能挖出與商代早期相銜接的商朝以前的遺址，我們稱為先商時期的東西。

主持人：您認為，殷商探源等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工作，最能體現中華文明的哪些特性？

王震中：先秦時期，華夏族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主干部分的前身。在文明探源的時候，同時也在探討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各個文化、各個族群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以及他們怎么形成的華夏民族，華夏民族又怎么發展為中華民族。

殷商探源要想有一個突破性的進展，目前來說，文獻的研究已經是快窮盡了，只能通過考古來推動。最終落腳在它是我們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舉辦了殷商探源與豫東考古暨三代文明學術研討會。

主持人：商丘的商文化發掘價值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震中：第一點，商丘遺址保護非常完整，商丘考古具有特殊價值，漢代以后黃河泛濫造成很厚的淤積層，把遺址都埋在十幾米下的深度，發掘困難，但是，一旦發掘出來的時候，它保留的遺址也可能會比較完整。例如意大利的龐貝古城，由于火山爆發而被掩埋，現在人們發掘出來以后，當時的情景活靈活現，遺址非常完整。

第二點，商丘遺址對探尋早期文明起源與傳承有重要意義。商丘是各方文化的匯合地，由于地理位置因素很容易產生混合型文化。這種混合型文化對于解決夏、商時期部族、族群的來往融合，以及商文明、商文化的成分問題，有很大關系。而且混合型文化對于我們來解答、解釋民族融合問題有重要意義。

我有一篇論文，標題就是《夷夏互化融合說》。80多年前，有學者提出著名的“夷夏東西說”，他認為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地理形勢主要是東西之分，即分為東部的諸夷（以山東半島海岱地區為核心）與西部的諸夏（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兩大系統的對峙。但是我使用互化融合說分析了距今六千多年到四千年的大時代兩種文化是如何融合交往的，華夏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我的研究認為，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過程中民族融合是通過交流、交往、交融形成的。夷夏既有在分布上東西對峙的一面，亦有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一面。

商丘地區和濮陽地區是很重要的一個混合型文化地帶。所以，我們在商丘考古，除了對商文化探源以外，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即很可能我們挖出來是一個混合型文化。混合型文化有兩種混合型，一種是說這個文化里面，以某一方文化為主，同時還保留了一些其他方的文化。另一種混合型就是經過深度混合后，各個方面的特征都變了，變成一種新型的文化。我們挖到哪一種，就能夠印證哪一種解釋。

另外，我認為中國夏代、商代、西周三代王朝是多元一體的復合制王朝，比如周王朝的復合制結構體現在魯國、齊國、燕國、晉國等諸侯國如同王朝里面的“國中之國”，周王則直接控制王畿之地——“國上之國”。如果把這個結構放到整個中國版圖里面來看，中原、殷墟、安陽一帶，是王朝中最核心區域，和王室文化緊密相連。在西周時期，宋國也是西周的諸侯國之一，由此在這里可以看到各地和中原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在民族融合時，各個地方文化都起到哪些具體的作用。

主持人：當前，探源與考古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有哪些？能否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對其進行攻克？

王震中：在各個不同的地方考古工作的難度情況不同。例如安陽、山西、陜西、商丘的挖掘難點不同。商丘考古工作最大的難點就是其古文化層往往在地下十幾米處，并且水位高，挖掘難度很大。為了解決這些難點，考古學與科學技術的交叉融合不斷深化。比如說，我們用過去那種洛陽鏟來看土質土色，然后來判斷下面有沒有東西。這個方法在商丘就沒法用了，因為沒有十幾米長的洛陽鏟。在地下探測技術上，現在研發使用的物理儀器探測金屬物，通過電流、電磁波等手段，利用地理信息系統等數字技術，感應地下的人類活動遺跡。不僅可以提高挖掘現場位置、規模的勘測精度，而且在探測未發掘過的遺跡方面也能發揮重要作用。

其次，航拍考古技術得到廣泛應用，從空中尋找地下古跡。在大范圍考察某個區域遺跡時，可以用航拍。用飛機航拍，秋天麥子收獲后與春天麥苗泛青時各進行一次航拍。通過麥子走勢尋找并判斷遺跡位置。由于地下土質不同，麥子泛青時的長勢與顏色不同。有的地方就很綠，長勢很好，有的地方泛黃，這部分區域則埋藏著原來的夯土城墻，通過大面積的航拍，就可以把夯土城墻的走勢固化出來，大致明確城闕的框架。此外，可以通過航拍尋找陵墓，相傳商丘市睢縣是宋襄公的陵墓，陵墓的土質也與普通土質不同。

在分析和檢測技術上，過去我們使用浮選法，對地層下方發掘出來的土壤進行浮選檢測，分析考古遺址中埋藏的古代植物遺存與遺址所在區域的地理環境。隨著科技在考古領域的不斷發展融合，微量元素分析技術得到應用，能夠通過化學分析方法測定樣品中的元素成分，對出土的鑄銅遺址、銅器、半成品上的元素進行分析，確定它們的原產地、年代、運輸方式等信息。

現在科技考古影響比較大的就是古DNA技術，我對它的評價也很高，過去在70年代，由于碳-14測年方法的引進，我們考古學遺址年代問題的解決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碳-14測年方法可以說是考古年代學運用科學技術的革命。現在，古DNA技術的應用會引起另一個小革命。

第一點，古DNA技術可以應用于判斷墓地墓葬中氏族的血緣關系。比如我們過去在研究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時只能根據墓葬的排列組合以及墓葬是否為夫婦合葬等現象，來判斷是母系社會還是父系社會。但是，從考古上來判定聚落是母系還是父系，有一個天然的弱點，就是提出來的分析問題和證據不是根本性的。古DNA技術出現以后，遺址里面如果能發現相當一批的骨骼和墓葬，則可以通過該技術分析墓地墓葬群是母系還是父系。如果這個墓葬的女性血緣是完整一體的，男性的血緣是雜亂的，則這個聚落的主體的世系是女性，這就是母系社會。如果男性的血緣是一致的，而女性血緣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那這個聚落就是父系的。這個測定的結果具有直接性。

第二點，古DNA技術可以應用于測定化石。這樣對解決我們舊石器時代中人群的移動，人種的形成以及傳承方面問題有重大意義。當然現在測定的也還有限，比如說20萬年以內的化石一些測定能有結論。古DNA技術引進以后，對考古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但是，它也需要非常謹慎、嚴肅地一步步研究。因為一旦產生了失誤，則會帶來誤導等影響。

還有的通過測定鍶同位素技術來測定人群的流動，用來重建人類的遷徙行為。通過測定人的牙齒骨骼，還原人生前的飲食結構等。科技考古對于恢復，探索古遺址的環境、族群的流動、動物的移動、人們的血緣關系等等，起到很大的幫助。

主持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應該如何將探源與考古成果更好地推廣與普及？

王震中：我認為主要從兩個方面出發。一個方面是推廣科普創作。由從事考古研究、從事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學者，為大眾讀者撰寫科普讀物，深入淺出地講解自己的專業知識，將權威、前沿的科技進展用生動通俗的語言呈現給讀者。有時候他覺得時間為難的話，可以組織在一個大的題目下面，分解成若干個學術話題、問題，每個人寫一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最好要生動。每個人都把他最擅長的、最熟悉的專業知識寫成一篇科普，若干篇匯起來成一本書，這樣對讀者來說幫助更大，對作者來說也沒有壓力，沒有負擔。因為你把你最熟悉的，甚至你一輩子最得意的工作成果娓娓道來，這多好。

另一個方面是將考古學與傳播媒介相結合。在一些重要考古發現的時候及時進行視頻錄制并制作成紀錄片，使用新媒體、電視等方式進行傳播。還原大型專業考古發掘的現場，讓民眾了解考古新發現的挖掘過程，進而使民眾對文物、考古有更加深層次的認知與理解，推動考古走入民間。同時可以大大提高考古工作和資料記錄的精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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